作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 吕忠梅

　　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必须以保障生态安全和人群健康为立法目标。一方面，土壤污染会带来生态风险。土壤作为最重要的环境介质，与大气、水等其他环境要素共同构成地球生态系统，几乎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土壤，而土壤污染也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大气污染、水污染。例如，垃圾填埋场散发恶臭影响空气质量，也可能因雨水冲刷污染水源，污水灌溉又造成土壤污染。此外，土壤污染不仅会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损害，也会威胁其他动植物的生存，一旦生物多样性消失，人类也无法独善其身。

　　另一方面，土壤污染会带来健康风险。2013年曝光的湖南省“镉大米”事件，让人们意识到了土壤“毒性”的可怕。一旦爆发公害疾病，造成的生命健康损害将难以逆转。比如儿童血铅可能造成终身智力低下，发育不良。

　　因此，土壤污染防治法的重点应该放在防控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的出现上，而不能等到动物植物都没有了、人都得病了再去治理。征求意见稿将风险防控放在了突出位置予以明确，是十分必要也是必须的。

　　我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应该把重点放在风险管控上，即使是对已经污染的土地进行修复或整治，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对生态环境或者人群健康的危害后果。

　　风险管控应成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核心理念，法律制度的立足点应该是“防”。一方面，要加强对尚未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保护，防止边治理边污染。另一方面，是对已经污染的土壤进行治理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断土壤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防止土壤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严重侵害。

　　在我看来，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需要注意到两个“特殊性”：土壤污染的特殊性与我国土壤污染的特殊性。

　　一方面，相对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具有明显的积累性、隐蔽性、潜伏性、综合性等特征，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必须对症下药，不能简单照搬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中的一些规定。比如，土壤环境标准体系比大气标准、水标准要复杂得多，法律上的土壤环境标准制度必须体现土壤污染特征，建立综合性的标准制度体系。

　　与大气污染物可以随风扩散、水污染物可以经水流稀释不同，污染物进入土壤后很难迅速迁移，降解过程漫长。而且，土壤污染有很强的隐蔽性，难以被我们的感官及时发觉。

　　另一方面，我国的土壤污染问题还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地土壤的自然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有着巨大差异，这些都是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

　　我国土地面积很大，不同地方的土壤背景值差异也很大。例如，在湖南、江西、云南等有色金属含量比较丰富的省份，土壤中的重金属本底值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需要有更强的针对性。另外，我国是传统农业国，不仅耕地面积多，而且生产方式较为原始，在有些地方，污水灌溉被认为是节约用水的好措施，对于这样的国情，立法时也要有所考虑，应采取可行的措施引导人们改变生产生活习惯。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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