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污染修复，更多是由国家投资、做示范项目。”

　　12月5日，在南京举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暨“第一届全国土壤修复大会”上，一家在国内颇有名气的土壤修复企业老总这样地对媒体说到。

　　再过26天，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将正式施行。业内人士估计，土壤修复将开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而相关企业也正在成倍增长。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却鲜有企业涉足农田污染修复工程。

　　“日本修复镉超标农田的平均成本达10万元/亩，而我国只有1000元。”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吴龙华研究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我国农田污染情况不容乐观，但现阶段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引导性资金进行修复试点，企业主动参与的不多，根本原因是时间长、见效慢、无利可图。

　　根据2014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耕地点位超标率达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据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沈仁芳所长分析，引发农田污染主要有几类原因：一是工矿企业生产排污，二是引用污水灌溉，三是不科学的农业生产方式。“比如我国南方地区土壤本来就偏酸化，农民为了追求高产大量施用氮肥，导致土壤酸化程度加剧，土壤酸化后重金属活性显著增强，被大量吸入农作物中，甚至屡屡出现不超标的土壤生产出超标粮食的情况。”

　　尽管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但科技发展还是对污染土壤修复起到了支撑作用。“比如我们从野外找到了一种能大量吸收镉的超积累植物‘伴矿景天’，在国际上首次大规模应用于农田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工程取得成功。”本次大会主席骆永明研究员向记者介绍说。

　　骆永明表示，欧美国家的农田污染治理主要以休耕和客土移植为主，成本高昂、且影响粮食生产。而我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很难照搬国外模式。

　　因此，近年来我国重点开展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植物修复研究，建立了镉中、低污染酸性土壤上稻米镉安全生产的超积累植物吸取-物化稳定联合修复技术，提出了“冬闲季高效修复、水稻季安全生产”的模式；探索并优化了超积累植物的热处置技术，创制了修复植物的安全焚烧成套设备，并实现污染物的安全排放。研发的叶面阻隔剂、土壤钝化剂及综合施用技术方案已应用于示范基地镉污染土壤的稻米安全生产，效果显著。

　　土壤修复的资金投入巨大，一个项目就需要上千万乃至上亿元的资金。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蓝虹曾撰文表示，即使对污染土壤采取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耕地修复所需资金总额也将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

　　据吴龙华介绍，去年结题的长株潭地区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项目，涉及270万亩耕地，通过多种技术集成初步实现预定治理目标，稻米中的镉含量大幅下降。“但是土壤修复效果与资金、时间和技术都有密切关系，不可能违背规律，比如通过喷洒石灰粉降低农田酸化，不可能把十年的量一年全撒完。”

　　这也就意味着，参与农田污染修复的企业，既要掌握治理技术、投入大量资金，还要经得起时间的煎熬。这对于以盈利为根本目的的企业来说，显然不切实际。

　　受制于成因复杂、权责不明、资金来源不足及盈利模式不清等诸多问题，我国的土壤污染治理长期落后于水、大气的治理。目前，我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

　　北京建工集团董事长高艳丽表示，目前，国家资金主要是启动历史遗留土壤的治理和修复工作，未来土壤修复的资金投入将远大于国家的启动资金。对于处于城市中心地带的工业污染场地，场地的修复资金可以来自房地产开发商，政府可采取让利的模式进行场地修复。而农田土壤修复的资金缺口则较大，缺乏有利的商业模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国家和地方土壤修复基金制度，或者通过加大投入和整合培育龙头企业，促使技术引导型转向资本运作型，保障我国土壤修复行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土壤和粮食防治标准并不低，比如土壤和大米中的镉含量标准比日本严格一倍，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农田修复成本。接下来，我国还将对污染严重的农田实行休耕治理，修复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吴龙华说。

　　与会专家指出，土壤污染修复本身就是一项创新性工作，摸着石头过河并不奇怪，但不管哪种模式都要有可预期的回报。而土地资源本身就有显著的开发利用价值，能否以土壤修复为桥梁，将污染农田修复与土地流转、农业项目相融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政府和企业共同治理农田污染，共享土地开发利用收益，是一个值得管理部门研究的问题。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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