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根据农田地自然条件、种植类型以及外界变化的环境等因素，土壤污染的防治需要摸清复杂的关系。对于土壤的安全利用，“土十条”提出，到2020年，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的面积达到4000万亩。要根据土壤污染状况和农产品超标情况，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的县(市、区)要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对此，有业内人士评价认为，“土十条”将土壤污染防治的主要任务定为“安全管控”，而非大刀阔斧地治理，这一定位非常切合环境土壤学的原理和土壤污染修复的现状。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对农用地而言，风险管控主要是指通过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种植结构调整或退耕还林还草，以及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等措施，保障耕地安全利用，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安全。同时，“土十条”对农业污染控制提出了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利用、强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灌溉水水质管理等措施。长期与农地土壤污染打交道的吕治春告诉记者，“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产品再不对产品进行改造升级可就真的卖不出去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近年来也多次提及，很多大企业已经有了相关设备，“但让这类环保设备在行业内普及仍需努力，其中的市场空间可以想象”。管不管用 根在落实吕治春清楚记得，几年之前，他与某些地方农业部门领导谈及土壤污染治理时，别人曾认为这是“天方夜谭”，而在“土十条”公布之后，情况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土十条”的出台为土壤污染调查、修复、防治作出了顶层规划，然而，具体的配套措施仍待落实。“‘土十条’虽然公布了，但是执行起来难度不小，希望有关部门能加强监管力度，”吕治春表示，“不能污染了再防治，应该边生产边修复，另外，希望国家出台更为严格的农田土壤污染惩治办法，确保粮食安全。”陈能场也表示，“土十条”是一个“总计划”，但到具体的每一区域，每一地块，每一土地利用类型，都应该科学地分析和细化，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照搬照抄。同时，他也指出，“土十条”具体实施尚有些环节需要加以重视和突破。如“土十条”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作为重要的内容，但“旧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大家知道不适用，新的标准又没有出台，所以，‘严重’‘中度’ ‘轻度’等耕地污染等级的判断仍较为模糊。”陈能场告诉记者。此外，他还提出，“土十条”使用了“土壤污染”这一笼统的说法，没有区分有机污染和无机污染，也没有将土壤污染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联系起来。“实际上，有些关系还是很清楚的。简单来说，超标严重的某种重金属，不一定带来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比如当土壤中的铜、锌等超标，其毒性是表现在植物生长上，不会带来农产品安全风险。”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目前我国耕地土壤污染更多的是因为高强度的耕种改变了土壤理化性质和营养结构而导致的土壤不健康。“土壤问题不单是污染问题，而是土壤质量退化，‘健康’受损等问题的集合，”陈能场表示，健康的土壤是富有活力的生态系统，是现代农业生产跳出恶性循环的关键，也对降低和分散土壤污染风险有重要作用，“希望土壤污染治理能从土壤整体健康改善的角度上来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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