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长江三角洲也不例外，长三角的重点行业风险源集中分布在江苏省长江沿线、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以及上海市。记者获悉，江苏省副省长曾在化工园区环保专项整治座谈会上介绍，迄今江苏省已经关停了7000多家化工企业，而这仅占总数的1/3。有色金属矿藏的南方地区，土壤污染风险防控也会面临很大压力。比如，在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可以看到重金属国控污染源密集分布于矿山边和县城;湖南作为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工业、矿业也较密集。“从事化工业、矿业、冶金业的企业，主要对土壤造成锌、汞、铅、铬、砷和多环芳烃污染。”马军解释道，这些有毒有机物质不仅会使粮食受到污染，对人体的健康也产生极大威胁，严重者可能会致畸或致癌。此外，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亩均化肥用量21.9公斤，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每亩8公斤)，但利用率却很低，氮肥的利用率仅为33%。“农药和制药行业企业中，涉及氰化物、吡啶、挥发酚等有毒有害污染物质以及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排放，对场地土壤造成污染。”马军说。

　　“棕地”污染不得不防除了化工、农业导致的耕地土壤污染，在城市化进程中，“棕地”的污染矛盾也开始集中爆发。马军指出，“棕地”是那些之前因工业使用受到污染的土地，包括被废弃或仍在使用的场地。比如，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一些重污染企业从城区搬迁，其原厂址成为棕地。此外，废弃的加油站、垃圾处理站等场所都是“棕地”产生之源。让人担忧的是，大量污染企业搬出城区后，遗留的“棕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地产商视为“摇钱树”，未经“清毒”即建成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全国工业企业搬迁遗留的严重污染场地超过50万块。“棕地”中的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可通过土壤、管道等，缓慢挥发、释放有毒物质，毒性持续可达上百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拉夫运河小区在堆满化学废物的大垃圾场建造，导致当地56%的婴儿有生理缺陷，孕妇流产率增加了3倍。其污染物清理工作直到2004年才宣告完成，用时24年，耗资4亿多美元。马军强调，由于产业的调整，城市开发用地日益稀缺，“棕地”再开发产生的风险，在未来将会越来越凸显。而降低风险首先必须了解土壤风险源的分布，让公众可以获取完整的“棕地”地图，参与监督“棕地”的污染清理和安全再利用。

　　防微杜渐，治不宜迟马军指出，土壤污染本身具有滞后性和隐蔽性，而且，一旦被污染，土壤修复耗资巨大。如荷兰2000年~2009年土壤污染修复成本为每年3.35亿欧元。所以，摸清土壤的情况，防止土壤污染将是关键。土壤治理是一个长时间、需要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在地方，可能需要经历几届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而目前我们的每一届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科学性，是否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负责的态度，至关重要。值得期待的是，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法》都即将出台，环保部也即将成立土壤污染防治司。马军希望，政府以此为契机，从源头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同时做好对社会公众的信息公开。此外，企业需建立责任意识。“拉夫运河事件”的惨痛教训促使美国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同时对企业的污染责任进行严厉的追溯，并要求其承担全部清理的费用。正是因为这些教训，今天的西方大型企业特别关注土壤的污染情况和防控。但国内的一些企业，对于土壤污染并没有概念，对土壤污染物的管控也常常很粗放。国际上对化工、农药等产业制定了严格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美国叫做有毒物质排放清单，欧盟将其扩展为污染物排放转移登记制度。但在国内，相关有毒化学品的排放和处置主要依靠企业自行向主管部门报告，而企业级别的公开披露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因此也严重缺乏社会监督，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最后，马军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厚土的怀抱中，它承载了我们的农耕、工业等文明，也承载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梦想。剥夺土壤的健康，无异于自我伤害。关注、规避土壤污染，监督企业的排放源头，推动做好防控、整改，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也应该是我们对厚土的承诺。原标题:你身在污土之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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