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定位目标与方针原则

　　《决定》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决定》提出，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原则，《决定》明确，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无疑，这些总体性和原则性规定，也是新时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方针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发生了“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意义上的巨大变化，而且成为党和国家事业整体上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因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要建立在我们已经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已经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对改革开放新境界新目标新要求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我们要自觉致力于继续谱写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践续篇和持续健全完善具体政策领域的体制机制及其集成创新的时代新篇。

　　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比如美丽中国建设显著成效、生态文明制度政策框架的初步建立和改革创新，还要科学总结这些重大进步背后的主要历史经验，比如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结合创新。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理论与实践起点上，以更强的历史与理论自觉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对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的更深刻认识，即服务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的更明确认识，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的更科学认识，尤其是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总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就是要聚焦美丽中国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

　　《决定》第十二篇章“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结构上以“一总三分”的方式做了具体阐述。它的“总论”部分强调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因而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这一概述不仅明确呼应了《决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政治主题，而且清楚表明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及其改革的战略重点。然后，它分别阐述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三方面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

　　其一，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这方面的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包括如下五项：一是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二是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三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四是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五是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可以看出，这其中既包括已有生态文明制度政策体系的持续改革完善，也包括一些新的生态文明制度及其体制机制的引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对于促进国家整体性的生态安全保障具有关键性作用，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虽然不是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和法治建设的全部，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推动作用。

　　其二，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这方面的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包括如下五项：一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二是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三是深化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构建环境信用监管体系；四是推动重要流域构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五是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难发现，这其中特别强调了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及其体制机制建设和持续改革完善，以及重点流域的上下游贯通一体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无论是城乡环境污染治理还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都已成为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问题，而这方面综合治理水平与能力的持续提升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表征。

　　其三，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这方面的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包括如下五项：一是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产业、消费政策和标准体系，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设；二是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完善绿色税制；三是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四是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五是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由此可见，这其中包括了广义上的环境经济政策、政府生态行政政策和能源政策，尤其是强调了健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机制的重要性。影响“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的，不仅是制定科学可行的低碳化或“去碳化”能源转型进路，还包括逐步确立低碳化乃至“去碳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大众消费生活方式，而在这方面国家显然可以扮演一种强有力推动者的角色。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篇章的论述同时使用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四个意涵相近的总括性概念术语。一方面，我们可以大致将前者即“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理解为最高层级的伞形概念，而把其他三个概念术语“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理解为它的意涵从内核到外围的顺次展开表述。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大致对应于狭义上的“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和“自然生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体系”两个概念术语的统合，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核部分，然后是构成它的生态、资源、环境技术测绘监管支撑系统与社会法治管理基础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最外围的则是它的资源节约集约、生态环境友好的经济生产与生活体系，即“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在笔者看来，新时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前提基础，是更加清晰地理解与遵循“生态文明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本身的整体性、系统性，然后才能真正做到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应该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总体架构理解与构建思路，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沿着这一理路又迈出了重要步伐，比如对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所作出的概括表述。因而，这些概念术语所体现的是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框架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

　　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局相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密切关系，决定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决定》的突出特点，是明确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这一点的方法论意义在于，我们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来推动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决定》全文分为十四部分、共计60条。除了第一部分的第1—4条，第二部分到第六部分的第5—28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而且，它们当中的许多政策目标与举措都同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具体来说，“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强化环保、安全等制度约束”“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健全城市规划体系，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加强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和老旧管线改造升级，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强化贸易政策和财税、金融、产业政策协同，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加快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继续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减灾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

　　《决定》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这对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来说，尤其如此。新时代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伟大变革，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