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至4日，是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北京展开为期一个月环保督察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雾霾污染。事实上，早在11月29日，也就是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北京的当天，环保部即发布空气重污染预警。无疑，督察组与雾霾的不期而遇更增加了督察组的使命感。

　　眼下，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组正在7省（市）展开督察，而有关第一批督察的话题仍未降温。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对内蒙古自治区等8省（区）的督察效果来看，显然难以用一个词汇或者一句话来概括。据了解，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中被问责的各级政府公职人员就有3287人，这只是截至9月30日的数字。随着8省（区）整改力度的不断加大，相信这一数字还会被刷新。

　　因为环保不作为乱作为，如此多官员被问责这是第一次。在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看来，其中所释放出的信息更带有“风向标”作用，“各地方有关负责人如果不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不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一定会被追责，一定会对他们的个人前途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孙佑海今天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被督察或者将要被督察的地方有关负责人一定要正视这一点。而这也正是他所说的“风向标”所蕴藏的含义。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教授王灿发以及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则建议，应该对官员被问责的原因进行分析，以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

　　11名部级官员对话195位省级领导

　　早在2015年，国家就对中央环保督察作出制度安排，同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启动了对河北省的督察试点。据环保部透露，今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中央环保督察工作。8天后的7月14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启动对内蒙古自治区的督察。此后几天内，其余7个督察组分别就位黑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河南省、广西自治区、云南省以及宁夏自治区的督察现场。

　　在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中，陆浩、杨松、吴新雄、李家祥、王万宾、姜伟新、贾治邦、蒋巨峰分别担任8个督察组的组长，而这8个人本身都是正部级干部，与这8位组长搭班子的是环保部三位副部长黄润秋、翟青、赵英民，他们三位分别出任8个督察组的副组长。

　　按照《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要求，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地方后，个别谈话是其中一个绕不开的环节。据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介绍，个别谈话的对象包括省级领导。该办公室透露，首轮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共与195位省级领导进行个别谈话，此外，个别谈话的还有136位省级有关部门和地市党政主要负责人。

　　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说，8省（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督察工作，均建立了督察协调保障机制。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还透露了这样一个细节，针对督察意见，每个督察组的组长、副组长还会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当面交换意见。

　　哪些地方被点名领导层面认识有问题

　　从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公开的对8省（区）的督察反馈报告看，领导层面对环保工作不重视并非个别现象。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的北部边疆，总面积达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2．3％，居全国第3位，用地域辽阔来描述内蒙古自治区并不为过。而这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一些领导对该区域生态环境“高枕无忧”的理由。

　　内蒙古自治区“对生态环境脆弱性、环境保护紧迫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尚不到位。”“不少同志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反而认为全区环境容量大，环境不会出问题。”这是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第一组）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情况时所说的原话。

　　第一组透露，2013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半数盟市党委常委会很少专题研究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一年间没有研究环境保护问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广西自治区和云南省。

　　“从与干部谈话和走访问询情况看，广西一些领导同志对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盲目乐观情绪，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艰巨性和敏感性认识不足。一些地方环境保护工作被动推进多，主动作为少。”这是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广西自治区督察后作出的评价。

　　对于云南省，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的看法是：“云南省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少领导同志认为云南省生态环境基础好，环境容量大，有点污染无所谓，环境保护工作主动性不够。一些地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的思想明显。”

　　11月15日是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第五组）向河南省反馈督察意见的日子，《法制日报》记者也参加了这一天的会议。当着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以及省长陈润儿的面，第五组指出，在与河南省干部谈话中发现：“多数同志反映，河南省不少干部存在诸如短期内牺牲环境换取增长不可避免，大气污染严重主要受地形、降水、风力等外部条件影响等认识上的错误和偏差。”同时，河南省一些政府部门在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问题突出。

　　2016年上半年，南昌、宜春、九江、鹰潭、吉安、新余、赣州等7个地市PM10或PM2．5浓度同比不降反升，部分河流湖库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也呈现上升趋势。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认为，江西省出现这样的问题与“江西省多数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对此（环保工作）认识不够，危机感、紧迫感不强，存在盲目乐观情绪。”直接相关。

　　“宁夏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推进绿色发展的艰巨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问题。”

　　黑龙江省“工作部署存在降低标准、放松要求现象；一些地市环保压力传导不够。”

　　江苏省“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还存在不到位情况。”

　　仔细翻阅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馈报告，可以说，8省（区）没有一个地方顺利过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个别谈话”关。而这或许正是超过3000官员被问责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3287人被问责释放出哪些信号

　　首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向8省（区）反馈督察意见后，中央环保督察办公室透露说，截至9月30日，8个督察组共计交办群众来电来信举报13316件，地方已办结13074件，责令整改9617件，立案处罚2659件，共计罚款1．98亿元；立案侦查207件，拘留310人；约谈2176人，问责3287人。

　　其中，问责3287人格外引人关注。“问责意味着处理的就是官员。”大批官员被问责，在孙佑海看来：“它表明了中央抓环保工作的坚强决心和明确态度，表明中央所派的环保督察组所持的是一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神。”孙佑海说，看得出来，中央环保督察组下去督察没有走过场。

　　孙佑海表示，中央环保督察组在督察中发现多数地方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恶化，达不到中央和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和考核办法的要求或者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环保方面有严重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的问题，需要根据情况移交纪检、监察机关进行追责、问责，这是正常现象。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追责、问责，它实际上是一个 风向标 。”孙佑海指出，在全国环境形势总体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如果官员对环保工作采取敷衍态度，就有可能被问责。他说，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在环保问题上：“对上，要对党和国家负责、对法律负责，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对下，要对所治理区域的老百姓负责，决不能辜负广大人民的殷切期望；与此同时，官员们也要为个人的前程着想，如果自己在任上，不为人民的健康着想，不下决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不对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那么他个人的前途可能就要出问题。”孙佑海表示，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问责3287人，这实际上是在提醒各级官员，如果不按中央有关环保的部署去做，不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不拿环保当回事，那么纪检监察机关就要对你问责！

　　3287人被问责，在王灿发与马军看来，确实得为中央环保督察点赞。但同时，王灿发也表示，如此多人被问责说明地方上执法不严、不作为以及乱作为的问题相当突出。王灿发建议，要找出这些官员执法不严、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是不敢执法呀，还是迫于地方政府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王灿发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不弄清楚原因，“这批人被处理了，下一批人还会这样做。”他认为，弄不清楚原因，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督察组一走，一切照旧。”王灿发说：“督促地方官员履职不能光靠督察组。”

　　马军认为，督政和问责官员不应该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最终还是要建立一套能让官员全面履职的制度。”马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他希望能从机制和体制上解决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失职、渎职问题。

　　孙佑海表示，大批官员被问责也说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形势的严峻性。”

　　在他看来，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力度之大，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8省（区）对这次环保督察态度是认真的，而且有权威。”此前曾在全国人大环资委担任法案室主任的孙佑海坦陈，过去他也参加过一些执法督察，“发现一些地方对环保执法检查敷衍了事，认认真真走过场，检查过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检查组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对于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的成效，孙佑海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从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发现的问题看，“他们到地方确实是在查实情、听实话，了解真问题。”

　　在第二批中央环保督察中会不会有更多的官员被问责？现在还不得而知。“我们不希望有更多的官员被问责，但是，要想不被问责，地方官员就必须积极履职，就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信心，尤其是实实在在的成效。”孙佑海说，地方党政领导的官帽子、官位子，实际上是与其全面履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认真抓环境保护，恐怕这些都保不住，他们的个人前途还会因此受到影响。”孙佑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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