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亲历者因为长江漂流，各自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些人把自己的下半生和这条河流捆绑在一起了，有的人却再也与长江无关。

一千个中国人心目中有一千条长江。

冯春心目中的长江，还是三十年前那浩浩汤汤一滞千里的长江。他从不曾忘记，也从未曾离开。

杨欣心目中的长江，是极其丰富而又极其脆弱的生命体。他穷尽三十年青春岁月就是想为保护长江生态而出多一点力。

冯春和杨欣，都是当年“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的主力队员，长漂结束后的30年，冯春还在不停地漂，累计漂流行程超过1万公里，已成为中国漂的最远的人；杨欣也还在长江源头“漂”，他在长江源建起了两个保护站，成了国内最早的公益环保人，也是生态环保界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馈这条母亲河。

［长漂队员的今天］

1986年的长江漂流，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但那些被誉为“长漂勇士”的科漂队员们，此后大多换了工作，走上自己的生活轨道，已经很少有机会坐到一起，再聊起那场惊心动魄的冒险。

他们有些还在“江湖”之中。这些年时常见诸报端的杨欣、杨勇、冯春，分别转行去做了非政府组织、民间地理科学家、职业漂流探险家，生活的关键词依然不离“长江”左右。

但更多的人回归了真实平凡的生活：队长王岩原来是海员，如今在浙江做房地产；李大放原是历史老师，如愿去了中青旅；沈大纲回到都江堰的医院继续行医；张国宪从设计师转行到报社做摄影记者，如今退而不休，当设计公司的老板；还有出了国的杨斌在美国经营商务旅游，女长漂队员吉胡*阿莎在英国。

在羊城晚报记者长达数月的持续走访中，并非每一个队员都愿意回顾30年前的那场漂流。对他们而言，这仿佛是一个已经远去的名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多少已经被这个名词改变。

［永远的关键词：保护长江源］

8月下旬的唐古拉山镇，气温已经低至个位数，海拔4547米的高原上，稀薄的氧气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场生理与意志的考验。

这里是沱沱河的源头，杨欣就在这个小镇边上建起了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招募了一些志愿者，专门做青藏公路沿线垃圾分类回收，同时定期记录长江源头的水文情况。每年夏季，他都会从成都上来保护站，在这座红色的两层小楼里待上大半年的时间。从早上八点开始处理文件、推进公益项目进展、偶尔接受媒体采访，杨欣几乎每天都要到忙到凌晨一两点。

和其他科漂队员相比，在长漂之后的30年里，因为环保公益事业的需要，一头花白长发、一脸络腮胡子的杨欣在媒体上的曝光度更高。

绿色江河、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藏羚羊、长江源自然保护站……这些已经成为杨欣生活日常的关键词。追溯到最初，还源于30年前那场举国瞩目的漂流。

“那个时候，我也并不懂得什么是生态和环保，只是喜欢摄影。”杨欣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正是在当时长江漂流及拍摄的过程中，他开始对长江有了全新的了解。在长漂以后数年的探险经历中，他见证记录下长江源头及沿岸的生态危机：冰川消融、草场退化、野生动物被大量盗杀……“这让我对长江的认识很快由自豪转变为忧虑。”

除了长江情结外，杨欣还被索南达杰的事迹而感召。

1994年，在青海考察的杨欣无意中听到老牧民讲起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故事，正是这个偶然的机缘，让杨欣作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建自然保护站、投身环保公益事业。

这些年，杨欣创建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还陆续建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和志愿者们忍受着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资金短缺等种种困难，在青藏线上默默地传播环保的理念。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索南达杰的故事不会被陆川拍摄成了电影《可可西里》，也不会那么快让国人知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机构的第一笔捐款来自深圳，牵线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梁从诫。这位梁启超先生的孙子原与杨欣素昧生平，但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办人，与杨欣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交，于是专程从北京飞到深圳帮杨欣游说“环保扶贫”。

在老伙计们看来，杨欣已经彻底从长漂勇士转身为环保斗士。“杨欣特别抠”，当年同漂长江的生死之交张国宪笑着打趣。虽然都住在成都，杨欣很少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钱全用在他的环保事业上了，当然也特别忙”。

“这真是一条不归路。”杨欣大笑回应着道，可仍然乐此不疲。

［一直在路上：专业找水30年］

和杨欣一样，杨勇也把自己一生的事业方向和长江“泡”在了一起。

长漂开始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个队员不一般。相比一些队员打了鸡血似的狂热，他显得沉静。山川地貌很熟悉不说，每50公里，还要采一次水样（可惜后来翻船丢掉不少一手资料）。原来，杨勇是矿务局的技术员，他本就是长漂的发起人之一，初衷不为漂流，而为“认识长江”，搞清楚长江的地质、生态及水环境的概貌。因此，他后来对长漂像比赛一样抢进度非常不满，却也无能为力。

长漂结束后，杨勇辞去了渡口矿务局的工作，从此，长江、高原就此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没有汽车的年代，杨勇徒步考察了长江的所有干流支流，对长江沿线的点滴变迁了然于胸，“打个比方，他（杨欣）做的是保护站，是从一个点辐射出去，而我关注的是一条线。”

“每一年最少有一半的时间在路上找水。”杨勇语气中难掩自信，“我掌握的都是第一手地质和人文资料”。

事实上，即便是公路网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的今天，杨勇的每一次的考察依然像是探险。在羊城晚报记者跟随他观测金沙江水文和水电站的几天里，他驱车游走在高山峡谷间，遇到陷车，就下车找石头铺到轮子下，发动拉车；路不通，就把车撇在一边，然后徒步走到水边，拿相机仔细拍照，记录情况。好几次我们和他走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山路上，半米开外便是1800-2000米深的绝壁，记者要贴山边才敢迈步，杨勇却能在羊肠小道上健步如飞。可见，这是他生活的日常。要知道，当年他可是徒步虎跳峡次数最多的人。

身处体制外，野外考察存在种种艰难，杨勇依然积极寻找一切的可能表达他的观察和呼吁。

2006年，杨勇筹措资成立了民间考察队，对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调水源区生态环境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先后对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砻江、大渡河河源区进行夏季独立考察。

而在三江源无人区的冬季考察中，杨勇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日常零下40多度的气温中，获得了三江源冰封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西线工程或将加剧黄河的凌汛！

“我们在河源区进行了地毯式地考察研究，从水源保障、地质制约、高原瘟疫等几个方面对‘引水济黄’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站在澜沧江的源头，杨勇的语气一如既往沉着。“后来政府有批示，暂缓西线工程建设，做好论证工作。”

这些年，杨勇“找水”的足迹遍布各地，形成了诸如《雅鲁藏布江生态与环境》、《南水北调与生态变迁分析》、《近十年来长江上游生态环境退化与对策》等考察报告，可是至今也没有人告诉杨勇，他向各级部门递上去的报告都有哪些回应，哪些对最终结果起到了作用。

“不管什么方式，只要我的科学考察结论对社会有用，就可以了。”杨勇说，他还将继续以民间科学家的身份关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论证。

“这是一种使命。”

C．漂流到80岁：生命的另一种极致

在中国探险、漂流界，说起“幺哥”，业内无人不晓。1986年后，科漂队成员各奔东西，只有“幺哥”——冯春还漂在江上。

当羊城晚报记者走进他位于成都的家中，目之所及全都是跟漂流有关的物什：奖杯奖牌、证书、舵桨……

“幺哥就是个奇葩。”好友张国宪当面如此打趣道：“如今我们叫他‘幺爷’了”。他对漂流的热情无人能及，“也许血管里奔腾的就是长江”。

事实上，30年前席卷全国的那场热潮，彻底改变了冯春一生的轨迹。当时，他还是攀钢一名齿轮工，瞒着家人，一个月内自费七上成都，强烈要求加入科漂队。也是这一段经历，让他迷上了漂流的疼与快，从此一发不可收。

长江、雅鲁藏布江、红河、澜沧江……30年来，冯春一直致力于中国漂流运动的推广和发展，足迹遍布各大河流，也多次处于生死一线。

2004年7月，冯春参与并组织对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全程的成功漂流，这是代表中国漂流首次大规模海外远征。冯春由此成为完成长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漂流和科罗拉多大峡谷漂流的第一人。

“长漂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当一个人在用生命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是值得尊重的。”坐在成都的家中，缓缓说起30年前的漂流往事，冯春的语气透露着思考和谨慎，“到现在，中国的漂流探险者已能够理性、平和地对待漂流，学会珍惜生命，这些理念也是当年的长漂勇士用生命换来的。”

用勇敢和智慧去超越死亡，而不是用生命去验证勇敢，这是冯春这些年一直致力倡导的理念。目前，冯春在西藏和新疆都带有学生。每年夏天，他都带学生漂前都反复强调这一点。“有人说幺哥怕死，我说我不是怕死，我是想把大家平平安安地带回来。探险它不是冒险，明知道下去要死人，为什么要去送死呢？”

“我要一直漂到80岁！”在江面上，冯春爽朗地和记者做下约定，“到时一定会再叫你们过来看！”

［平凡之路：渐渐湮没的记忆］

长漂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大放并没有像其他队友一般继续从事与江河相关的事业。不过长漂的经历让他对野外探险和旅游颇为热衷，于是在中青旅找到了一份规划旅行线路的工作。

作为当时科漂队中唯一的大学生，李大放此前在四川德阳一所中学里当历史老师，“不安份”的他正想辞职，长漂给了他一个走出去的机会。李大放坦言，他报名的动机并不那么纯粹，“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李大放笑着说，如果不是那个年月爱国主义激情的，年轻人要改变命运并不容易。事实上，能参加长漂的队员大多都不太“安于现状”，都想出去闯闯。

张国宪曾经以为自己会一直做一名印染厂的设计员，加入1986年科漂队，起初也是因为他设计的一款“冲锋衣”被科漂队选中为队服。长漂归来，张国宪与队友们去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展开巡回演讲，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回单位后，总是想要改变，希望挑战。”

很快，张国宪干起了摄影记者。1998年，张国宪停薪留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文化公司，主营商业广告。几年前，张国宪还在广州成立了工作室。

科漂队员很多人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当年长漂的热血依旧沸腾。

今年8月，成都罕见的酷热中，羊城晚报记者曾随冯春、张国宪等人前往位于大邑建川博物馆群内的长江漂流博物馆旧地重游。

博物馆是张国宪和冯春张罗做的，号召老队员们捐了不少东西，还专门把尧茂书的旧纪念碑移进馆内。不过参观者寥寥，不少人在门口略张望了下，便不再驻足。

“如今只有40岁以上的中国人可能还记得长漂，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冯春感慨道。

事实上，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因为三峡工程，当年的长江也变化了模样，金沙江沿线建起了25个水电站，叶巴滩附近也修起了水坝——孔志毅和杨红林葬身的地方已是高峡平湖。

长江漂流是历史上长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现在的长江已经不可能实现全程漂流了。

1986年的长江漂流，已是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