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做环保，“小李子”出钱出力大方。去年7月，他的基金会年度筹款晚宴共募集4亿美元善款，全部投入野地保育。2014年，他名下基金会向世界海洋保护组织捐助300万美元，用于保护鲨鱼的栖息地。

　　去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莱昂纳多在满室的政要面前演讲，呼吁官员切实拿出行动减排。

　　广州日报1月17日报道 前不久结束的美国影视金球奖上，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凭借《荒野猎人》第三次勇夺影帝。他在致辞中特意提到：“把这个奖项献给所有原住民，《荒野猎人》也展现了世界的这一面。”这让更多人知道李奥纳多另一个身份：环境保护活动家。

　　事实上，且不论里根、施瓦辛格等成功进军政坛的前辈，热心公益、政务甚至管事管到国外的好莱坞明星不在少数。他们“跨界”功过争论不断。凭着巨大的影响力和雄厚的财力，明星们真能改变世界吗？

　　专题文字/黄茜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投身环保

　　获颁“和平使者”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有三件事特别出名：始终与奥斯卡奖失之交臂，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换女友，热心环保事业。

　　去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李奥纳多在满室的政要面前演讲，呼吁官员切实拿出行动减排。“领袖们可以选择懦弱、因恐惧而裹足不前，也可以勇敢、大胆地起身领导大局，（在气候大会后）带着能拯救地球的计划回国。”

　　他名下的“迪卡普里奥基金会”侧重四个领域开展工作，分别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海洋保育，野地保育以及气候变化。

　　为了做环保，“小李子”出钱出力大方。去年7月，他的基金会年度筹款晚宴共募集4亿美元善款，全部投入野地保育。2014年，他名下基金会向世界海洋保护组织“Oceana”捐助300万美元，用于保护鲨鱼的栖息地；当年5月，该基金会拨款100万美元给大象危机基金，用于制止偷猎象牙贸易；7月，他在南法度假期间主持LDF慈善晚宴，筹款超2500万美元，保护地球上最后的原始地域。

　　李奥纳多位于纽约巴特雷公园城的公寓就是“环保公寓”，而他开的车是丰田混合动力车Prius以及一款菲斯克电动车。媒体多次拍到他在纽约骑自行车出行。为表彰李奥纳多所做的贡献，2014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他为关注气候变化的“和平使者”。

　　简·方达：

　　美国越战老兵“痛恨”的“河内简”

　　年近八旬的美国巨星简·方达，是名符其实的传奇女性。她曾两次获奥斯卡影后，嫁过的三任丈夫分别是知名导演、政客和传媒巨头，她独创的健身操曾风靡全球。如今她独自生活，热衷于慈善事业，特别是教导未成年少女避孕，大量捐款给生殖健康和性教育研究。

　　尽管现在看上去“岁月静好”，但简·方达曾一度被称为“全美最被人憎恨的女人”，甚至被批评为“叛国贼”。原因就是她越战期间对越南的访问。

　　1972年，简·方达孤身乘前苏联飞机前往“敌人阵地”河内，巡视被炸的平民地区，探访挤满伤者的医院，并坐在用做攻击美军飞机的高射炮台上拍摄照片，宣扬反战。这幅照片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她在越南演讲，抨击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这些举动令她得到“河内简”的称号，美国越战退伍军人至今对她恨之入骨。

　　时隔多年后，简·方达在《60分钟》中反思自己的越南之行：“这可能是我做过最糟糕的一件事；当时完全未经过思考。我会带着懊悔直至去世，不论是简·方达、芭芭丽娜（她饰演的著名角色）、亨利·方达的女儿，还是普通女人，坐在敌人的高射炮上便是背叛了国家。”不过，她对反战立场决不退让。《60分钟》主持人问她，越战结束30年后，当再听到针对她的愤怒声音时，是否感到伤心？她说：“我会难过，因为这是错误的怒气。我明白到自己是一支发光棒，亦知道他们愤怒原因所在。”

　　争议

　　不断

　　“跨界”公共事务

　　“明星效应”是双刃剑

　　好莱坞影视明星投身公共事务，看上去似乎是件“双赢”的事情。

　　对明星而言，塑造热心公益、富有责任感的“高大上”形象，能为事业加分。同时，明星有钱也有影响力，捐赠、筹款能力惊人；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一句倡议，引起的关注常胜过公益组织的奔走呼号。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明星热衷公益，不少公益组织邀请明星担任“亲善大使”或“代言人”。

　　当然，“明星效应”也是双刃剑。无论对明星而言，还是对他们事业来说，巨大的影响力可能带来更大风险，并导致负面效应。

　　首先，对明星而言，是否对自己倡导的理念身体力行，将受到更严格审视，一不小心可能“弄巧成拙”。

　　比如，热衷环保的李奥纳多，就曾被媒体批评言行不一。2014年9月《每日邮报》称，当年9个月内，“小李子”至少搭乘过20次私人飞机，去滑雪度假、宣传电影、观看世界杯。这些还只是他暴露于公众眼前的出行。

　　私人飞机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商业客机，一些数据表明，两者差距高达37倍！报道也指出，即使李奥纳多的所有旅行都改乘商务飞机，仅2014年以来，他在全球足迹导致的碳排放量，至少也超过一个普通美国人一整年碳排放的2倍之多。

　　其次，在很多公共议题上，明星的认知缺乏专业性，他们的言行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力。因此，他们的错误后果可能会成倍放大。 在美国，一直有舆论质疑明星的“跨界”行为，认为应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例如，对乔治·克鲁尼在南苏丹的卫星监视项目，纽约大学的伊斯特里教授就认为：“政治活动为什么需要明星充当外交角色？这就像让受训过的演员或摇滚乐手修理核电站一样荒谬”。

　　最后，对公益事业而言，如果与明星“走得太近”，就可能因明星负面新闻受到连带伤害。国内外都曾发生过明星丑闻，导致其代言或大力支持的公益事业蒙羞。客观来说，明星个人的负面新闻，不代表其代言的公益事业有污点，但从公关的角度看，确实存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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